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文俊院士逝世

美術館閉館後，我來到位於塞納河左岸、面朝聖母院的英文二手書店Shakespear and Company朝聖。

文：賴怡忠（讀錯書，入錯行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） 4、5月對於華府的印太外交來說是忙碌異常，4月底先是有韓國總統尹錫悅，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（Ferdinand Marcos Jr.）緊接其後也跟著訪問華府。這個修正預計在今年中會完成。

過去文在寅擔任總統會同意這個說法，但隨即韓國外交部立即表示韓國對中國政策不變，對台灣依然持守一中政策，顯然有意降低外界預期。此外，美韓於2021年底的「安全諮商會議」（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）就達成要對美韓聯合軍事計畫（Oplan）進行修正的共識。雖然在2021年5月的美韓峰會就提到重視台海和平穩定，但是此次，一方面是韓國政黨輪替後的峰會發言，同時也是在美韓準備對同盟關係提升的背景之下，因此更具不同意義。只是此舉會形同破壞日本非核三原則的「不引入」，因此可行性還屬於未知。從台灣的角度看，這些聲明可說是強化了第一島鏈的制中戰略態勢，對於穩定台海情勢有正面效果。

將台海問題與兩韓問題並列，且強調是世界問題，還說堅決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，尹錫悅的說法顯然較文在寅前進許多。但這次韓國總統不僅支持這個主張，還進一步表示台海問題同兩韓問題一樣，是世界都會關心的問題，更表示台海緊張是（中國）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所致，韓國對此堅決反對。然而，雙方真的是因為政治理念而大打出手或互相侮辱嗎？這必須藉由田野或訪談方可一窺全貌。

作為一個商業者，其主要的目的原本就是維持商業行為。從幾個報導可以得知，警方跟愛國同心會或統促黨的關係並不差，但仍會因為法輪功的投訴而必須對愛國同心會做出相對應的行為。然而，法輪功要去干擾愛國同心會唱歌或搖旗並非易事，這造成幾乎都是由愛國同心會發難去「移動」法輪功的物品。當場域論被選擇之後，文本與田野可以協助角色盤點，並進一步在互動關係之中確認邊界。

如此一來，如果參與者不具備動能，或者沒有彼此互動，甚至是純然的被壓抑，則根本無法形成為「場域」，充其量只是一個物理空間（space）而已。由於101前有許多中國遊客，並由觀傳局負責，政治上，台北市長為了讓人覺得他對於此事有解決的對策（在台北市長選舉辯論就變成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），會派警察在那邊站崗，因而出現法輪功站那邊練功，警察在旁邊看的場景。

會形成這樣的情況並不是資本不重要，而是在現場，法輪功相較之下比較注重象徵資本，並強調和平（真善忍）符號，不願打破相關的內規。另一方面，相較於愛國同心會或其他來干擾的親中人士，法輪功的臉孔時常更換（輪班），使得雙方即使都是擁有資源者，但法輪功的輪班制讓在場的抗議者多半僅能遵守抽象規則，無法從長期的抗議中獲取場域知識（累積資本），進而改變作為。從這個角度看來，即使物理上台北市並不在這個場域，但是其政治上的影響已經決定場域可能會長成什麼樣子。此時，並不是第一線的執法者（警察）來劃分法律的範圍，反而是檢舉者（商業公司）劃分了法律的範圍。

以本研究所觀察之抗爭為例，在2015年以前，大部分警察都是在取締愛國同心會違規停車而已，而檢舉的原因大部分是因為路人的不滿。這個研議把現場定調為「妨礙秩序」。而本研究從文本與田野的爬梳得到一些線索：報案人常常不是爭議者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要確認法輪功動能最好的辦法，就是透過歷史了解其在執法中扮演的角色，而媒體報導與判決等分析方式即為適合的素材。

各方的政治性理念通常必須要「表意」，因此現場除了舞蹈、靜坐、唱歌等肢體活動，更要有宣傳品、聲音、影像等工具。文：沈伯洋 從法輪功抗爭看警察執法的法律社會學研究 如何劃定邊界？ 雖然法輪功抗爭場合有多重參與者，但並非有多重參與者即適合使用場域論。

以法輪功為例，在歷史回顧上，可以明確得知其所追求的價值為「認清中共」且進行弘法，並透過活動來塑造法輪功的公共意象：如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對街靜坐、在時代廣場地鐵站進行受宗教迫害的表演、展示學員在中國受迫害的影像、發文宣等，有時法輪功學員亦使用人權法庭和法院申訴作為對抗。這個邊界從較遠的角色如101與台北市，預先決定了場所的初級規則和可被允許的利害關係者，從而形成執法場域的邊界。

亦即，該場域中兩個群體都擁有資本，卻使用了不同的慣習作為表現，而在競爭的關係當中形成了主被動的關係，且主被動關係並不受資本大小所影響。2015年，101大樓研議「台北101公共開放空間使用規定」草案，並宣稱違反社會秩序、妨害風化者，經保全勸導不改，將會報警2015年，101大樓研議「台北101公共開放空間使用規定」草案，並宣稱違反社會秩序、妨害風化者，經保全勸導不改，將會報警。101大樓作為一個角色，經常報警，其理由不外乎是妨礙行人通行、妨礙商家等理由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要確認法輪功動能最好的辦法，就是透過歷史了解其在執法中扮演的角色，而媒體報導與判決等分析方式即為適合的素材。法輪功附近作為一個抗議場域，其實並不是紛爭主要的發起者，警察也不是爭議範圍的劃分者。

從此可知，法輪功具備跨國的法律知識，擁有高度的象徵與社會資本，因此在抗議場合上，未必會是一般理解的被動受害者，甚至有強烈的法律解釋權。各方的政治性理念通常必須要「表意」，因此現場除了舞蹈、靜坐、唱歌等肢體活動，更要有宣傳品、聲音、影像等工具。

場域與慣習乃密不可分的概念，而各個參與者勢必帶著自我的資本與氣息在場域互動，在互動過程產生位階並形成場域。當場域論被選擇之後，文本與田野可以協助角色盤點，並進一步在互動關係之中確認邊界。

從這個角度看來，即使物理上台北市並不在這個場域，但是其政治上的影響已經決定場域可能會長成什麼樣子。若再進一步以關鍵字在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搜尋，共可得75件裁判。

然而，雙方真的是因為政治理念而大打出手或互相侮辱嗎？這必須藉由田野或訪談方可一窺全貌。首先，雖然團體彼此理念不同，但是每天在該場所見面，基本上會保持一定的距離，因此衝突通常發生在彼此過度靠近的時刻，而這個時刻未必是雙方物理距離的靠近。這個邊界從較遠的角色如101與台北市，預先決定了場所的初級規則和可被允許的利害關係者，從而形成執法場域的邊界。以本研究所觀察之抗爭為例，在2015年以前，大部分警察都是在取締愛國同心會違規停車而已，而檢舉的原因大部分是因為路人的不滿。

使用此類工具的多屬法輪功，愛國同心會則較習慣用唱歌或搖五星旗等方式。而本研究從文本與田野的爬梳得到一些線索：報案人常常不是爭議者。

作為一個商業者，其主要的目的原本就是維持商業行為。文：沈伯洋 從法輪功抗爭看警察執法的法律社會學研究 如何劃定邊界？ 雖然法輪功抗爭場合有多重參與者，但並非有多重參與者即適合使用場域論。

從幾個報導可以得知，警方跟愛國同心會或統促黨的關係並不差，但仍會因為法輪功的投訴而必須對愛國同心會做出相對應的行為。這個研議把現場定調為「妨礙秩序」。

亦即，該場域中兩個群體都擁有資本，卻使用了不同的慣習作為表現，而在競爭的關係當中形成了主被動的關係，且主被動關係並不受資本大小所影響。以法輪功為例，在歷史回顧上，可以明確得知其所追求的價值為「認清中共」且進行弘法，並透過活動來塑造法輪功的公共意象：如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對街靜坐、在時代廣場地鐵站進行受宗教迫害的表演、展示學員在中國受迫害的影像、發文宣等，有時法輪功學員亦使用人權法庭和法院申訴作為對抗。如此一來，如果參與者不具備動能，或者沒有彼此互動，甚至是純然的被壓抑，則根本無法形成為「場域」，充其量只是一個物理空間（space）而已。因此在被動的狀況之下，參與者的動能應可確認，代表場域論較適合分析當下的情境，且與一般被害者報案不同，此時宣稱的被害者是在現場等待裁決，而非填完單子回去等候通知，多方的象徵符號可說是直接碰撞。

但從資料可以發現，媒體報導的現場與判決可說不盡相同，而其不同的原因就在於「帶入法院」與「現場執法」是兩回事：爭議在現場被解決的部分，就不易進入法院，但尚未解決的部分，也未必會進入法院。理論如何互補？ 假設以判決為主，僅可得知，十年來現場主要的衝突來源是「宣傳政治理念」（42次），其餘是蒐證拍攝（16次）以及互相詆毀（6次）。

另一方面，相較於愛國同心會或其他來干擾的親中人士，法輪功的臉孔時常更換（輪班），使得雙方即使都是擁有資源者，但法輪功的輪班制讓在場的抗議者多半僅能遵守抽象規則，無法從長期的抗議中獲取場域知識（累積資本），進而改變作為。由於101前有許多中國遊客，並由觀傳局負責，政治上，台北市長為了讓人覺得他對於此事有解決的對策（在台北市長選舉辯論就變成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），會派警察在那邊站崗，因而出現法輪功站那邊練功，警察在旁邊看的場景。

因此，當此商業目的明文化之後，雖然101不是執法者，但是101等於劃分了法律的界線，告訴在場所有的抗議者：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沒有符合我的規則，那麼我就會報警。此時，並不是第一線的執法者（警察）來劃分法律的範圍，反而是檢舉者（商業公司）劃分了法律的範圍。